越南煤炭行业前景黯淡

进入专题： 货币政策 。

法定数字货币均受到各国央行严格监管，其交易记录易于追踪，相对来讲，由非官方系统发行的数字货币具有自下而上、同时同步和跨境流动不规则的技术特性，更适合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交易和支付。构建治理框架，各国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要协调合作，调控全球数字货币的发行总量，测算和管理作为储备金的各国法定货币比例，以维护币值的稳定。

理论上，全球性的数字货币和国家主权货币一样具有通过货币乘数创造货币并调节其供给扩张的能力，因而能从本质上对全球货币政策产生系统性影响。这从理论上构建了超主权数字货币体系，创造了非法交易的闭环，可为违法组织提供金融保障和支持，对国家和公共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应确保数字货币项目具有有效的风险管理框架，尤其是在储备金管理、运营弹性、网络安全保障、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等方面。该部门应被赋予必要的权力和充足的资源，使其能够全面监管和监督与超主权数字货币有关的一切业务活动，并有效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在法律和监管层面往往对于传统银行在存款保险制度、严格数据安全标准和相关信息的标准化披露方面有诸多要求。

这主要是指可能给金融稳定性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带来风险。为克服第一代加密货币的波动性，稳定币应运而生。其次，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单单发展服务业会影响经济增长水平。

最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盲目发展服务业、金融业，推行去工业化政策是失败的。为了维护中国制造这个国之根本，还必须澄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主次关系。本文摘编自《本原与初心》。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这就是我们能避免资本主义百年周期的理由、底气与法宝。

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切忌盲目模仿美国，坚定而踏踏实实地建设制造业大国、强国。美国金融海啸前的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计238家。

我们必须心无旁骛，以举国之力全力以赴。因此，监管者要有清晰的防疫抗病毒意识，要有定力，要能顶得住套利者的游说，抵制住金融中心之间竞争带来的诱惑和压力，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本来金融就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中介服务的。而要避免被金融误导陷入资本主义周期命运，最重要的是要有社会主义制度自觉和自信。

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8784亿元，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61996亿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3倍。为了给持有股票的股东提供配置资源、转让股份的便利，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个交易股票的二级市场。从历史和市场实践来看，传统股票现货市场风险有限，重大金融风险往往与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密切相关。简而言之，服务业的发展是因为经济技术进步、社会生活变化而出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不应该是人们刻意追求的目标，不该本末倒置，盲目推动其发展。

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无论在前工业时代(手工业)、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还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可动摇的。在早期的兴起和壮大阶段，这些霸主无一不是依靠实业起家和发展壮大，而当其所倚重的产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就会转向似乎更加轻松快捷、利润更高的金融业。

不同于靠自然禀赋吃饭，可以被动或主动接受国际分工，偏安一隅的小国，无论从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经济良性循环持续发展来看，还是从维护国家安全角度来看，中国都必须建立相对完整、自成体系、健康均衡的产业系统与经济生态。2006年，我国金融企业利润总额3950.10亿元，2019年，我国金融企业利润总额29612.74亿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6.49倍，该增长幅度为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幅度的282%。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金融界也需要解放思想，立足中国国情，立足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去思考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渐渐收缩，慢慢吹大了金融泡沫。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即为全体中国人民谋求最大利益，也就是社会利益最大化。为了给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我们需要发行股票的一级市场。金融化的经济从历史规律和现实样板两方面来看都将难以为继，让人忧虑。1.用社会主义制度重塑金融。

熊市或市场冷清时使用融资杠杆的投机者鲜有入市，在市场需要流动性时不可能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与否，成熟程度如何决定了国力、国运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

因此，我们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有正确的方向，不要逆库兹涅茨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向而动。金融衍生品以金融创新为名，甚至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号，从场内蔓延到风险更大的场外，从金融期货蔓延到商品期货，风险不断叠加，结构愈发复杂。

第五，杠杆交易与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真相。张云东，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

在产业资本大规模进入金融领域之际，一定是这个百年周期最繁荣、财富最充盈的阶段。正如一位在1984年被邀请开始参与华尔街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并被认为是他引发了20世纪晚期两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机的麻省理工经济学博士，理查德·布克斯塔伯，在他所著《金融的魔鬼》一书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试图改善金融市场的状态，却直接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风险，而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制造业才是经济的安身立命之本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影响力不断增加、地缘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的大国。坚守金融服务初心，坚持简单哲学。

在市场实践中，品种纷繁复杂的股指期货、期权，外汇期货、期权，期货期权等场内、场外金融衍生品，不少都是以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风险管理工具为名设立的。因此，百年周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另辟坦途。

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 首先，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增加是由于制造业的发展为社会生活领域提供了技术支持，创造了需求。多年来，有些人看见西方国家，包括一些经济落后于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我们，就提出了要建立服务业大国的观点。

在允许外资投资金融市场的政策存续期间，除应该策略性限制外资对冲基金入市外，当务之急应该是建立外资特别是短期游资进出的实时统计、监控系统，制定不同情况特别是极端情况下的实战应对处置方案，防范市场大幅波动和金融攻击。应该鼓励直接投资，限制金融衍生品投资。

近年来，无论央行怎么放水，资金都很难流入实体产业干涸的田地里。名义上，融资融券是为市场增加流动性，促进市场双边交易、稳定市场，但在市场实践中，却是另外一回事。决策者和监管者应坚持社会主义金融价值观，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底线原则，注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研究，在面对金融机构的创新申请时，要谨慎评估，实证分析所谓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方式、传导路径、业务流程。这次新冠肺炎大疫来临之际，因制造业的缺失，号称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连最基本的公共卫生安全也无法保障，一片混乱。

影子银行业务、各类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P2P、上市公司垃圾股的借壳炒壳等泛滥成灾，房地产、大宗商品金融化。在金融交易中发生风险概率最大、冲击烈度最高的就是杠杆交易和同样具有杠杆放大作用并有跨市场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我们必须来一场思想解放，破除金融发展路径上的洋迷信洋八股。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在社会主义发展价值观指导下的制度优势。

但是，一切取决于我们有无制度自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资本利润最大化，它要求金融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为实体产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